▲情境圖（攝影│Pavel Danilyuk／Pexels）

胖是一種病——被發明的「胖子病」

疾病常常是社會建構出來的。

一九七四年，美國精神醫學會決議，不再將同性戀視為一種疾病，將同性戀自DSM中除名，於是許多人一夕之間就「痊癒」了。一九九三年，世界衛生組織將骨質疏鬆訂為骨質密度低於正常值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五，或是低於正常值二．五個標準差以上，即稱「骨質疏鬆症」。而介於正常值一到二．五個標準差之間則稱為「骨質缺乏」，即骨質流失的前期現象。所以不管有沒有骨折，有許多人在一夜之間都變成了「病人」，變成需要被治療的人¹。

好吧，我們活在身體被切割成為器官的世界裡，然後器官還要被檢視有沒有毛病。萬一器官沒毛病，那就會有一群自認為有判斷能力的人要想辦法「發明」一些新的毛病來要求大家上醫院、買藥品、吃保健食品，把每個人口袋中勞動的薪酬再賺走。「疾病分類」不再只是醫院管理、保險給付、醫療診斷的依據而已，它還變成每個人自我管理的標準，成為監控的論述基礎。這樣的疾病分類透過「專家」機制還在不斷的變化中，但與資本間的共謀則早是眾所皆知的事。

從這樣的運作機制來看，我們甚至可以說，「疾病」也是一種政治經濟產物。而「胖子」活在這樣的氛圍中，是一個「疾病化」絕佳的示範。

首先，胖本身就是一種病（病名是肥胖症），而胖又被認為與其他各式各項的疾病掛勾在一起（這些病包含了什麼糖尿病、高血壓、心臟病……）。看起來這似乎是一個統計上合理的歸納演繹，但架構在這個政治經濟文化脈絡中看待疾病的方式，結果就是不只胖是一種病，「胖子」也是一種病。這樣的關係指涉被發明而連接，結果是，作一個病人，便成了胖子的生物性原罪。所以，如果作一個病人要承受各種不同的要求與歧視，做一個「有病的胖子」大概就是極致了。

當我變成了胖子時，我總是不斷地要被提醒「有病」這件事。還年輕的時候，我被「預告」成為這些疾病的候選人。我還記得高中時有一次上軍訓課的內容講到有關身體健康的議題，教官直接點名我，說像我這樣的胖子以後可能會有糖尿病、高血壓等等，是健康問題的高危險群，要大家共同注意我的健康。結果當然搞得哄堂大笑，同學笑說以後每天要有不同的人監督我去跑操場。也就是，就算沒有任何實證的證據顯示我目前有什麼樣的疾病，但因為我是胖子，就必要跟一些疾病掛勾在一起，而且還只能百口莫辯。

而當我被檢查出來得了這些毛病之後，我更是被「監控」，因為胖，所以得了這些疾病是被認為「罪有應得」。一直到現在，我到醫院拿糖尿病的藥都還是一件小有壓力的事。為了進入健保局的糖尿病追蹤專案（好處是連續處方籤以及各種檢查都免費），我必須每三個月抽一次血，檢查血糖、糖化血色素、膽固醇等，但只要每次數據不佳，醫生就要說：「該減肥了，不然你就會如何如何。」那種感覺就像是訓誡一個不遵守秩序的小孩，而我就像是一個闖了禍、出了事然後等待救援的孩子一樣，只能聽完訓之後等醫生伸出援手（開藥）。

我是一個胖子，同時也有一些疾病在身上，就僅僅是這樣而已。

▲情境圖（攝影│Julia Larson／Pexels）

獵殺胖子

為了防止節節高昇的醫療成本，在公共衛生政策中必須去防止各種被認定為帶來疾病的原因。在過去台灣的公共衛生的確也有不錯的成果，例如肝炎防治、消除傳染病、對抗小兒麻痺、疫苗接種等。而當台灣進入了飲食生產與內容方式變化的年代，公共衛生的新任務變成了營養衛生安全的議題。這個營養衛生安全的議題關連著肥胖的議題。因而，以公共衛生的作法是，撲滅那個被認定的源頭。所以，「消滅肥胖」也就成了重要的邏輯與態度。但是敵人到底是什麼模樣，總該有個具體的辨認，「胖子」於是被指認出來當靶。

▲東海大學衛生保健組的衛教看板，原掛於海報欄中，目前已取下（照片提供│大塊文化）

就以上面的圖片來說，這是一個長期掛在東海大學海報欄中的衛教資訊。這個看板對「胖」提出了嚴重的指控，因為「萬疾『肥』為首，百病『胖』為先」，所以肥胖是疾病的萬惡罪魁，「指使」了糖尿病、高血壓、冠狀動脈硬化症等等的發生。末了還要套上一個「關心自己」的帽子──記得去量體重、體脂率，還要參加減重班。

這樣的資訊看板有沒有作用？我曾經在假日目睹一對男女（應該是夫妻）的對話，老公是個胖子，老婆就在經過看板時開始數落老公沒有控制體重，萬一哪一天得了什麼病就不要找她。只見老公悻悻然地不發一語，老婆則像是發現了什麼有力的證據一樣，愈講愈起勁。我自己的經驗則是，每次經過這個看板時都要快步通過，因為誰會在一個自己被指控為「罪魁禍首」的氣氛下還能自在？我當然要儘速離開，免得自己被莫名其妙對號入座。

這是一個胖子被「妖魔化」的過程。

有這麼嚴重嗎？就像是前一陣子國外的新聞說，為了防止兒童肥胖的現象繼續擴大，政府考慮要控告肥胖兒童的父母涉及兒童虐待。理由是兒童的肥胖導致兒童必須承受各種疾病的風險，而這樣風險的增加是基於大人沒有好好的控管兒童的飲食行為，造成傷害兒童身體的結果，所以涉及虐待的事實。照這個邏輯，我們這些成人胖子都是自虐狂，沒有控管自己的行為造成傷害自己的身體。「胖」的意義又增加了一個「被虐待的結果」。這種種對「肥胖」的說法，不正是將胖子一步步推向「負面表列的總成」的結果？不正是將胖子變成要被消滅的標的物？「胖子」不正是那個該被消滅的呲牙裂嘴的怪物？

胖子在這樣的過程裡，成了人人除之為快的過街老鼠。於是，有不同的人要扮演那個獵殺妖魔的英雄，不管是政府部門、商業部門甚至是街頭巷尾的叔叔伯伯阿姨大嬸。「獵殺胖子」成了全民運動，我們這些胖子只有想辦法自保，或是想辦法讓大家知道「胖子」一點都不可怕。

▲情境圖（攝影│Andres Ayrton／Pexels）

與胖共處，與病共處

在我拿藥的診所，因為要辦理一個承接自衛生局的糖尿病團體衛教活動，找我去講了一堂「糖尿病人心理社會適應」問題。會有這樣的主題，當然是因為架構在「病」上。既然我們都知道疾病有許多的社會建構部分，所以我將主題訂為──我們如何看待「病」？

一開始我就先自我介紹，我自己也有糖尿病，但我不會說自己是糖尿病人。我問在場的人說，這兩者之間有什麼差別？因為「病人」與「帶著病的人」是不同的看待的態度。「病」只是人生當下的一種狀態，不是人生的結果。「帶著病的人」描述的是一個人當下帶著病的狀態，但病人就是將病當作人生的結果，所以將「病」作為人的先行形容詞。這樣態度的差別引致的則是會將生活中出現的病如何安頓的差異。

在我們的文化中，最常看到的形容是將病形容為「病魔」，所以每次有什麼樣的疾病發生就會先慌亂了自己的生活。客觀上的確有些疾病會導致生活的重大影響，但是即使這樣，如何將發生的疾病安排進生活中，讓疾病也是生活／生命的一部分，卻是面對疾病以安頓身心的重要態度。疾病的發生與消滅，會改變的就是自己的生活方式。所以需要調整的，是看待病的方式，看待因為病的發生而帶來的生活的改變，並進而改變自己的生活。特別是像糖尿病這種需要長期因應的疾病，就將它當作是一個長期來拜訪的朋友，多了一個人生活總是得稍做調整，不然會有更多的摩擦。不需要將病當作是可怕的「病魔」，好像無時無刻要去對抗它，這樣自己不用多久就要耗盡。

而看待「胖」也是，它只是一個人生當下的狀態，這個狀態是有改變的可能的，它不是人生的結果。所以我是一個帶著「胖」的人，不是「胖子」。這同樣牽涉到看待胖、看待自己的態度。也不需要將「胖」當作是一個要盡快消滅的東西與狀態。與胖共處，才是更健康的態度。寫到了這裡，我自己也開始看到那個在別人看待「胖」的眼光中受傷的自己，原來因為自己看待「胖」的方式是一樣的，所以那樣看待的眼光才能有效果。先從這樣對「病」、「胖」的看待眼光中「逃逸」，或許才是我的道路。

注釋│

1.尤格．布雷希著，張志成譯，《發明疾病的人》（新北：左岸文化，二〇〇四）。

（本文摘錄自《我僅僅只是一個胖子》，大塊出版）
看更多關於《我僅僅只是一個胖子》｜http://go.beyond2.to/4lzvjj

作者簡介│

小時候我很愛看故事書，但家裡沒幾本，有機會到別人家去時，找書來看變成一件有趣的任務。

國中時，逛百貨公司是我的娛樂。沒錢的學生能做的，就是坐在門口觀察形形色色的人群，想像著她／他們背後的故事。亂編故事也是我的樂趣。

大學時，社團辦活動需要經費，我去幫忙選舉賺錢、去找縣市長／民代募款。我還記得緊張到冒汗還要強裝鎮定的模樣。

然後我慢慢學會，在沒辦法的時候想辦法找辦法。

所以，在寫碩士論文時的走投無路，讓我發現了「說故事」這條路，讓我學著走出一條自在的旅途。

念了博士後更懂得原來各種知識都在朝向同一條更認識自己與世界的道路，千萬別急著畫地自限。

期待自己不管在哪裡都要像蚯蚓一樣，默默地鬆動堅硬的土壤，帶來些許新鮮的空氣以及新的可能。

對了，我現在的工作一樣還是愛聊天的大學助教。